被俘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回忆:“我特赦出来后,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。黄维一见他,鼓起两只眼睛,不跟他说话。黄维对我说:‘这个廖运周,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。’”
文强和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都是最后一批特赦的,但是据文强《口述自传》《新生之路》和黄维的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描述,文强和黄维的学习改造态度是完全不同的:文强是嘴上不认错,但心中早已后悔,在功德林表现也很好,还担任了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的文艺专栏编辑,特赦后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,还当选为学习小组组长(沈醉董益三位副组长),而黄维虽然承认管理所对他有救命之恩,但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肯认错。
同样是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,杜聿明和郭汝瑰能一笑泯恩仇,黄维却一直对廖运周耿耿于怀,黄维心胸没有杜聿明宽广是一方面,他更生气的可能是那杯珍藏多年的白兰地“敬错了人”,但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,黄维不但那杯酒敬错了人,恨廖运周也是恨错了人,他真正应该痛恨的是另外三个人,但他似乎直到特赦之后,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战败被俘。
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了一本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(之三大战役)》(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,均出自该书),那里面有很多被俘和起义、投诚将领的文章,都提到了黄维兵团被全歼、黄维被生擒活捉的前因后果。
廖运周起义的事情,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,“黄维敬酒”,廖运周也在回忆文章中写了:“黄维大概觉得自己的决策很英明,也觉得他选准了突围的先锋,哈哈大笑起来,顺手拿出了一瓶酒,对我说:‘老同学,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,一直没舍得喝,现在我特敬你一杯,预祝你取得胜利。’又转身对韦镇福说:‘来,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,也要敬一杯。’”
黄维是黄埔一期的,廖运周是黄埔五期的,黄维以“学长”自居,称廖运周为“老同学”,那是给对方面子,但黄维不知道的是廖运周在黄埔期间就秘密入党,毕业后受中央军委命令“长期隐蔽、掌握部队、坚持斗争”,他的单线联系人,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瑞司令。
廖运周一直以地下党员身份秘密发展队伍,一一〇师组建了秘密党委,不但黄维被蒙在鼓里,原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(已晋升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,一一〇师隶属八十五军)毫不知情,就连保密局特务也没有察觉。
黄维特赦后还对特务恨入骨髓,担任文史专员期间,还对政协工作人员王春景、汪东林恨恨地表示如果他是共产党,就把抓住的特务统统砍头。
一一〇师已经被地下党掌控而特务们几乎毫无察觉,黄维因此认为特务无能,这还可能真有些“冤枉”了特务,因为军统改为保密局后,人员大幅裁撤,毛人凤对军队的事情不敢插手太深,尤其是怕得罪他刚刚想尽办法才缓和关系的陈诚,而第十二兵团又是陈诚的心头肉,毛人凤是绝不敢调查该兵团军、师级军官的。
其实不仅仅是其实黄维一一〇师,就连黄维身边也有地下党,王春景在《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》(全国政协回忆录刊物《纵横》1999年第四期)中记录了黄维对他说的一番话:“当时还有个很具体的情况,是我被俘后才知道的,就是我的通讯副官是共产党。当时,我的行动命令一发出,共军就知道了,我的部队一举一动,共军那里了如指掌,其原因就是我的通讯副官给共军报信儿。””
黄维属于那种打不过就找借口,甚至还想各退若干里拉开架势重打一次,这些想法有多幼稚可笑,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,我们细看相关参战将领的回忆,也会发现黄维既不该恨廖运周,也不该恨特务,他应该恨的,其实是另外三个人。
廖运周原本就是地下党,起义就是归队,黄维真正应该心疼的,其实应该是那一杯珍藏多年的白兰地,他最应该记恨的,应该是白崇禧——黄维第十二兵团属于白崇禧为总司令的华中“剿总”,是白崇禧为了消耗老蒋嫡系,很“大方”地把第十二兵团“舍”了出来。
据时任“国防部”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回忆,第十二兵团参与淮海战役,完全是白崇禧忽悠懵了:“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时,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,白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、太和、上蔡地区,并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(张淦兵团,桂系第一主力)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。但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开会时,白突然变更主张,以为第三军及第十五军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十二兵团序列,而只同意以第十四、八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,华中‘剿总’并于当日下午十一时下达命令:黄维兵团立即东移确山,轻装开太和、阜阳地区集中,十一月十日集中完毕。”
黄维在双堆集陷入重围,老蒋心急火燎要从华中“剿总”调部队救援,但白崇禧千方百计进行阻挠,不但张淦兵团坚决不动,就连时任该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的宋希濂想把自己的两个军派过去,白崇禧也不惜动用武力阻拦。
如果张淦兵团像白崇禧承诺的那样跟在黄维后面,黄维就很难被包围,如果白崇禧就近派兵驰援,黄维兵团也不至于被全歼,更为重要的一点,是白崇禧为了让第十二兵团早点被全歼,根本就没给黄维整军备战的时间,连武器弹药都没备足就上了战场。
十二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说黄维“准备工作仓促,除将染病官兵及笨重行李辎重送武汉留守和补充一部分粮弹外,主要的人员装备俱未获调整”,后来在包围圈里指望空投,也是杯水车薪——弹药还不太紧缺,但粮食根本就不够分,狼多肉少,包围圈里的蒋军经常因为抢夺空投食品而开枪互射,药品更是少得可怜:“第十二兵团的负伤官兵估计近万,伤兵多了,无法收容,就任他们在野地上露营,无医无食又值严冬,轻伤者转成重伤,重伤者很快死亡。”
特赦后的黄维说他的“两个不骂”,一个是老蒋,一个是陈诚,但是在杜聿明看来,黄维最该恨该骂的就是老蒋:“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,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。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,将自己估计过高,幻想不增加兵力,南北夹攻,黄维兵团就是这样被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,被重重包围,战力日益消耗,包围圈逐渐缩小。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,蒋介石才发现从徐、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,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,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。”
黄维被全歼后,老蒋还写信给杜聿明,在信中大骂黄维:“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,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,一再要求夜间突围,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。到十五日晚,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,毁灭了我们的军队。”
老蒋和白崇禧把黄维送入包围圈,一个是想救而有心无力,一个是不但自己不救,还阻止其他人去救,黄维叫天不应唤地不灵,最后逃跑的时候,又被兵团副司令胡琏摆了一道:连黄维自己都知道,第十二兵团的实际掌控者应该是胡琏而不是他,两人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——第十二兵团就是在胡琏为军长的整编第十八军基础上扩建而来,黄维“空降”为司令,胡琏一气之下称病离开,直到黄维被围困在双堆集,胡琏才坐小飞机降落,原十八军将领救只听胡琏的命令了,就连最后突围,坦克车也是胡琏分配的。
有史料说胡琏是坐着一辆旧坦克打头,黄维坐着一辆新坦克第二,吴绍周排在第三,结果胡琏和黄维的坦克压断了桥梁,吴绍周被隔在河边坐等被俘,黄维的坦克过桥不远就出了故障,胡琏却一路畅通无阻冲了出去。
我们没有证据怀疑胡琏在黄维的坦克上动了手脚,但胡琏对黄维的痛恨和薄情却是有据可查的,杨伯涛瞧不起黄维、跟胡琏关系很好,但他也在回忆文章中承认:“黄、胡互约谁突围出去后,谁就照料家属,担任一切善后事宜,但实际上胡琏以后并没履行诺言。”
胡琏是如何不遵守诺言的,黄维特赦之后见了夫人就能知道,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也知道,所以黄维有足够的理由痛恨老蒋、白崇禧和胡琏,但他似乎很少在回忆文章中多提这三人,倒是对廖运周耿耿于怀,这岂不是火神庙里求雨找错了门?
廖运周起义对黄维兵团确有重大影响,但真正让黄维陷入绝境的,还是坐在南京瞎指挥和勾心斗角的蒋家王朝高层,那么在您看来,黄维兵败被俘,是不是也跟他指挥无方有关?他最该痛恨的,是他自己,还是老蒋和白崇禧、胡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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