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俘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回忆：“我特赦出来后，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。黄维一见他，鼓起两只眼睛，不跟他说话。黄维对我说：‘这个廖运周，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。’”
文强和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都是最后一批特赦的，但是据文强《口述自传》《新生之路》和黄维的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描述，文强和黄维的学习改造态度是完全不同的：文强是嘴上不认错，但心中早已后悔，在功德林表现也很好，还担任了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的文艺专栏编辑，特赦后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，还当选为学习小组组长（沈醉董益三位副组长），而黄维虽然承认管理所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但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肯认错。
同样是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，杜聿明和郭汝瑰能一笑泯恩仇，黄维却一直对廖运周耿耿于怀，黄维心胸没有杜聿明宽广是一方面，他更生气的可能是那杯珍藏多年的白兰地“敬错了人”，但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，黄维不但那杯酒敬错了人，恨廖运周也是恨错了人，他真正应该痛恨的是另外三个人，但他似乎直到特赦之后，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战败被俘。
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了一本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（之三大战役）》（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该书），那里面有很多被俘和起义、投诚将领的文章，都提到了黄维兵团被全歼、黄维被生擒活捉的前因后果。
廖运周起义的事情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，“黄维敬酒”，廖运周也在回忆文章中写了：“黄维大概觉得自己的决策很英明，也觉得他选准了突围的先锋，哈哈大笑起来，顺手拿出了一瓶酒，对我说：‘老同学，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，一直没舍得喝，现在我特敬你一杯，预祝你取得胜利。’又转身对韦镇福说：‘来，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，也要敬一杯。’”
黄维是黄埔一期的，廖运周是黄埔五期的，黄维以“学长”自居，称廖运周为“老同学”，那是给对方面子，但黄维不知道的是廖运周在黄埔期间就秘密入党，毕业后受中央军委命令“长期隐蔽、掌握部队、坚持斗争”，他的单线联系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瑞司令。
廖运周一直以地下党员身份秘密发展队伍，一一〇师组建了秘密党委，不但黄维被蒙在鼓里，原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（已晋升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，一一〇师隶属八十五军）毫不知情，就连保密局特务也没有察觉。
黄维特赦后还对特务恨入骨髓，担任文史专员期间，还对政协工作人员王春景、汪东林恨恨地表示如果他是共产党，就把抓住的特务统统砍头。
一一〇师已经被地下党掌控而特务们几乎毫无察觉，黄维因此认为特务无能，这还可能真有些“冤枉”了特务，因为军统改为保密局后，人员大幅裁撤，毛人凤对军队的事情不敢插手太深，尤其是怕得罪他刚刚想尽办法才缓和关系的陈诚，而第十二兵团又是陈诚的心头肉，毛人凤是绝不敢调查该兵团军、师级军官的。
其实不仅仅是其实黄维一一〇师，就连黄维身边也有地下党，王春景在《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》（全国政协回忆录刊物《纵横》1999年第四期）中记录了黄维对他说的一番话：“当时还有个很具体的情况，是我被俘后才知道的，就是我的通讯副官是共产党。当时，我的行动命令一发出，共军就知道了，我的部队一举一动，共军那里了如指掌，其原因就是我的通讯副官给共军报信儿。””
黄维属于那种打不过就找借口，甚至还想各退若干里拉开架势重打一次，这些想法有多幼稚可笑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，我们细看相关参战将领的回忆，也会发现黄维既不该恨廖运周，也不该恨特务，他应该恨的，其实是另外三个人。
廖运周原本就是地下党，起义就是归队，黄维真正应该心疼的，其实应该是那一杯珍藏多年的白兰地，他最应该记恨的，应该是白崇禧——黄维第十二兵团属于白崇禧为总司令的华中“剿总”，是白崇禧为了消耗老蒋嫡系，很“大方”地把第十二兵团“舍”了出来。
据时任“国防部”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回忆，第十二兵团参与淮海战役，完全是白崇禧忽悠懵了：“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时，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，白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、太和、上蔡地区，并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（张淦兵团，桂系第一主力）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。但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开会时，白突然变更主张，以为第三军及第十五军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十二兵团序列，而只同意以第十四、八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，华中‘剿总’并于当日下午十一时下达命令：黄维兵团立即东移确山，轻装开太和、阜阳地区集中，十一月十日集中完毕。”
黄维在双堆集陷入重围，老蒋心急火燎要从华中“剿总”调部队救援，但白崇禧千方百计进行阻挠，不但张淦兵团坚决不动，就连时任该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的宋希濂想把自己的两个军派过去，白崇禧也不惜动用武力阻拦。
如果张淦兵团像白崇禧承诺的那样跟在黄维后面，黄维就很难被包围，如果白崇禧就近派兵驰援，黄维兵团也不至于被全歼，更为重要的一点，是白崇禧为了让第十二兵团早点被全歼，根本就没给黄维整军备战的时间，连武器弹药都没备足就上了战场。
十二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说黄维“准备工作仓促，除将染病官兵及笨重行李辎重送武汉留守和补充一部分粮弹外，主要的人员装备俱未获调整”，后来在包围圈里指望空投，也是杯水车薪——弹药还不太紧缺，但粮食根本就不够分，狼多肉少，包围圈里的蒋军经常因为抢夺空投食品而开枪互射，药品更是少得可怜：“第十二兵团的负伤官兵估计近万，伤兵多了，无法收容，就任他们在野地上露营，无医无食又值严冬，轻伤者转成重伤，重伤者很快死亡。”
特赦后的黄维说他的“两个不骂”，一个是老蒋，一个是陈诚，但是在杜聿明看来，黄维最该恨该骂的就是老蒋：“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，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。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，将自己估计过高，幻想不增加兵力，南北夹攻，黄维兵团就是这样被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，被重重包围，战力日益消耗，包围圈逐渐缩小。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，蒋介石才发现从徐、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，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，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。”
黄维被全歼后，老蒋还写信给杜聿明，在信中大骂黄维：“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，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，一再要求夜间突围，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。到十五日晚，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，毁灭了我们的军队。”
老蒋和白崇禧把黄维送入包围圈，一个是想救而有心无力，一个是不但自己不救，还阻止其他人去救，黄维叫天不应唤地不灵，最后逃跑的时候，又被兵团副司令胡琏摆了一道：连黄维自己都知道，第十二兵团的实际掌控者应该是胡琏而不是他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——第十二兵团就是在胡琏为军长的整编第十八军基础上扩建而来，黄维“空降”为司令，胡琏一气之下称病离开，直到黄维被围困在双堆集，胡琏才坐小飞机降落，原十八军将领救只听胡琏的命令了，就连最后突围，坦克车也是胡琏分配的。
有史料说胡琏是坐着一辆旧坦克打头，黄维坐着一辆新坦克第二，吴绍周排在第三，结果胡琏和黄维的坦克压断了桥梁，吴绍周被隔在河边坐等被俘，黄维的坦克过桥不远就出了故障，胡琏却一路畅通无阻冲了出去。
我们没有证据怀疑胡琏在黄维的坦克上动了手脚，但胡琏对黄维的痛恨和薄情却是有据可查的，杨伯涛瞧不起黄维、跟胡琏关系很好，但他也在回忆文章中承认：“黄、胡互约谁突围出去后，谁就照料家属，担任一切善后事宜，但实际上胡琏以后并没履行诺言。”
胡琏是如何不遵守诺言的，黄维特赦之后见了夫人就能知道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也知道，所以黄维有足够的理由痛恨老蒋、白崇禧和胡琏，但他似乎很少在回忆文章中多提这三人，倒是对廖运周耿耿于怀，这岂不是火神庙里求雨找错了门？
廖运周起义对黄维兵团确有重大影响，但真正让黄维陷入绝境的，还是坐在南京瞎指挥和勾心斗角的蒋家王朝高层，那么在您看来，黄维兵败被俘，是不是也跟他指挥无方有关？他最该痛恨的，是他自己，还是老蒋和白崇禧、胡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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